兩岸經貿交流二十餘年來，對於雙方現經濟代化提升、社會福祉分享都產生實質貢獻。尤其是大陸改革開放初期，台灣的資金、技術和人才對其經濟發展與成長扮演重要角色。不過，由於兩岸經貿關係與政治的特殊性，使得兩岸互動明顯聚焦在政經層面，漠視社會面向與職能，終使得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化，且對兩岸政經發展產生衝擊。
兩岸經貿交流與結構變遷
1990 年代以來，台商在經濟全球化，以及兩岸投資環境變遷，構成之「推力」與「拉力」互動影響下，形成赴中國大陸投資熱潮，並促成兩岸經貿發展與合作。儘管兩岸關係發展波折不斷，制約經貿合作深化發展，但兩岸經貿互動仍持續推進。
2008 年馬總統執政後，突破兩岸政治僵局。兩岸執政當局除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外，並簽署21 項協議（參見表1）。其中不僅提供兩岸往來交通便利，更在權益保障與經濟利益上獲得實惠。尤以2010 年6 月簽署之「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簡稱ECFA）最具代表性。雖然ECFA 僅為架構性協議，以及早收清單（early harvest）享有關稅減讓之商品比重與利益分享有限，但未來持續完善服務業貿與貨品貿易，以及爭端解決機制後，將對兩岸產業合作產生深遠影響。
兩岸經貿失衡擴大
台商大陸投資已歷經20 餘年， 根據1991-2014 年3 月官方統計，台商投資件數為40,872 件， 累計投資金額達1,366 億美元（參見表2）。不過，根據台商和市場人士評估，台商大陸實際投資金額累計至少高達4500~5000 億美元。此外，陸資來台則因開放較晚與我方政策限制，目前投資金額不及十億美元( 參見表3)。在兩岸貿易方面，每年貿易額已高達千億美元，我方貿易順差亦達數百億美元( 兩岸統計口徑不同，參見表4)。
兩岸經貿發展二十餘年，由於經濟規模差異、市場轉型與現代化變遷，導致兩岸經濟總量差距變大，與每人平均GDP 差距縮小的趨勢（參見表5、表6）。換言之，兩岸經濟總量已由1980 年大陸是台灣的4.49 倍，及至2013 年已達19.2 倍； 每人平均GDP 亦由1980 年台灣是大陸的12.36 倍，1990 年25.87 倍，到2013 年僅達3 倍。
明顯的，從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的政策下，積極吸引外資、技術，追求GDP 高速增長，使大陸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雖然兩岸經貿交流與發展有助兩岸經貿榮景，但由於台灣產業外移、環保意識抬頭、競爭力衰退、人才流失、吸引外資與政府效能不彰等因素，皆導致台灣經濟成長，與每人平均國民所得增長遲緩，並衍生社會自信弱化和矛盾日益尖銳。尤其是經濟衰退與政治生態惡化亦不斷積累社會焦慮感，且能量不斷蓄積，終在太陽花學運引爆，「服貿」爭議僅是導火線。
兩岸經貿交流欠缺反公饋與反省機制兩岸經貿交流在政策運作，以及反饋與修正機制，確有值得檢討與反思之處。兩岸經貿交流、雙方經貿協議的簽署、利益分享或商機創造雖具貢獻，但其中衍生的社會和政治衝擊已浮現。其中不僅涉及社會分配、世代正義，更對兩岸經貿互動的可持續發展產生不利影響。以開放陸客觀光為例，就北京觀點而言，中共「惠台」與「讓利」的作為，台灣人民理應得到實惠。不過，事實的發展並非如此，陸方旅遊系統、陸商、港資與利益集團獲取暴利，台灣旅遊業者則為爭奪客源不惜低價搶單，再以詐取與高額回扣彌補差價，終導致旅遊品質日益低落，風險日增。
另以兩岸經貿互動為例，兩岸政治互動建構在「一中原則」與「九二共識」基礎之上。中共當局亦驅動台商投資與經貿依存，作為鞏固政治認同的基礎； 另一方面，台灣的政治動員亦需台商的奧援和政策支持。然而，此種政經互賴的格局，漠視處於弱勢社會面向的挑戰，政治與經濟面向與社會呈現弱勢互動。尤其是在所得分配集中化與不合理性、年輕世代生存日益艱困，喪失未來願景。此外，台資企業員工社保基金繳交不規範，或是獲利台商返台炒作房地產、豪宅衍生的社會負面形象( 媒體稱，不是台商「鮭魚返鄉」，而是「鯊魚返鄉」)，都顯示社會對立和矛盾加劇，終導致政治與經濟面的強衝擊。
另以兩岸經貿協議與談判為例，服務業開放項目選擇中，雙方皆有政治效應、經貿利益考量，但往往較多的考慮政治與經濟層面，而忽略社會面向的潛在衝擊與反作用力。換言之，如何選擇政治效應與經貿利益高，但社會衝擊低的產業（表7 ： 129 選項）應做優先選擇。即使現實上無法做最優選項，可能存在社會中度衝擊，亦須做政策說服、輔導升級與補償安置之努力，才能減少負面影響。此外，兩岸對政治認知不盡相同，電信與廣告議題即易產生政治安全和社會疑慮。在台灣服貿爭議中，開放項目中顯然對印刷、理髮業者的社會衝擊低估（表7，783 選項），這其中也存在社會自信不足，媒體誤導與政治信任脆弱之挑戰。換言之，如何做好決策評估、社會衝擊偵測與回應能力提升，應有助於兩岸協議之簽署。
「服貿協議」爭議反映兩岸經貿失衡挑戰
基本而言，太陽花學運導致兩岸經貿協議簽中斷，本質上固有國民兩黨權力鬥爭， 亦是2014、2016 大選逼近的政治動員效應。不過，太陽花學運能形成社會強烈回應效應，主因仍在於: 兩岸經貿運作之社會弱勢與失衡衍生挑戰。尤其是兩岸經貿運作分配的扭曲、陸方「讓利」與「惠台」措施認知偏差，兩岸經貿決策反饋機制失靈，以及長期漠視社會功能與效應。此外，經貿利益與互動應非對台政策唯一手段，安全疑慮與操作失當亦可能衍生社會焦慮與反噬。因此，如何強化兩岸經貿運作與決策的反饋機制調適與回應能力，以及兩岸政經體制，能與社會體系共生與調和，應為努力方向。
就兩岸政策面向而論，由於經貿政策互動較多政治因素的思考和規劃，欠缺社會關懷與回應能力。尤其是在決策面出現政策執行失誤與挑戰之際，亦應有反饋調整修補機制，以持續完善政策運作。明顯的，當前兩岸經貿政策運作不僅存在反思與評估機制不足，亦欠缺跨部會與兩岸協作能力和努力，終導致兩岸經貿互動之社會挑戰日益尖銳，並衝擊兩岸政治互信與協議簽署進程。此外，兩岸經貿政策運作下，廠商運用台灣政治身分與角色，造就其個人與財團利益極大化，但其對社會回饋十分有限，且在兩岸民眾社會形象不佳、對員工福利關照不足，此與兩岸社會的期待，顯然有較大之落差。此亦是兩岸經貿政策運作與企業經營者必須深刻反思的課題。
兩岸經貿運作須強化社會信任基礎
必須指出的是，兩岸經貿交流與互動運作，如果長期缺乏「社會信任」基礎，終將難以貫徹，即使有強力的政治操作，亦無法落實。尤其是未來兩岸經貿政策與互動，應更積極落實經貿協議的履行、社會回饋與世代正義的關照。換言之，當前21 項協議中，能有效貫徹與執行協議仍屬有限。雖然兩岸共同打擊犯罪、直航與ECFA 執行成效較明顯，但是在投資保障、食品安全、產業惡性競爭和旅遊流弊，仍未得到及時與有效的處理，皆有可能腐蝕台灣人民對兩岸政策的社會信任基礎。此外，兩岸經貿互動不應侷限兩岸格局的思考，而應同時有積極參與國際經貿整合與拓展國際市場之安排，始有利於兩岸和平發展與良性互動，並鞏固兩岸關係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