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萬長建議蔣經國總統將對大陸轉口貿易合法化。
經國先生聽完,點點頭,要蕭萬長把資料留下來。蕭萬長離開總統府,
回到國貿局辦公室,就接到國安局長汪敬煦的電話…..。

        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開始所謂的「改革開放」政策,往後幾年間中國大陸的對外貿易也大幅成長而當時台海兩岸尚處於「互不往來」的敵對狀況,台灣企業界若與中國大陸有經貿行為,即使只是「間接轉口」,也會被扣上「資匪」的罪名判處重刑。

        十九八五年初,時任國貿局長的蕭萬長發現,過去兩年台灣與大陸的貿易額鉅幅攀升--一九八三年台灣對香港的出口金額是十六億四千多萬美金,到了八四年,突然增加到二十億八千多萬美金,成長幅度近三成,而且還在增加中。

        看到這種異常狀況,蕭萬長心想,以香港的經濟規模,絕不可能突然對台灣產生這麼大的進口需求,於是他透過駐港人員暗中調查,發現這些出口多是轉往中國大陸的。這也使他陷入了兩難:依照國家基本政策,台灣對大陸轉口貿易是絕不允許的,但若從整個國際局勢來看,當時中國大陸的經濟起飛方興未艾,台灣與大陸的貿易不僅是無可避免,而且也有助於台灣的經濟發展。

        經過考慮之後,蕭萬長決定要盡一己所能,促進轉口貿易合法化,讓企業界不必再提心吊膽做生意,兩岸貿易也不再成為黑洞,讓政府制訂國家安全政策時,有客觀參考的依據。

讓「轉口貿易」化暗為明

        為了瞭解台灣的經貿狀況,當時的總統蔣經國先生每年至少會接見蕭萬長一次。那年春天,蕭萬長又蒙經國先生召見,前往總統府報告外貿情況。蕭萬長特別指出,台灣對中國大陸轉口貿易增加的問題,並建議讓這種轉口貿易合法化。蕭萬長向蔣經國總統分析,如果不將之合法化,繼續讓台灣廠商在恐懼中做生意,廠商的權益既無法保障,也會對政府有所埋怨。

        經國先生聽完之後,點點頭,要蕭萬長把資料留下來。蕭萬長離開了總統府。豈料,才剛回到湖口街國貿局辦公室,蕭萬長就接到國安局長汪敬煦的電話,請他到國安局走一趟。

        蕭萬長不免納悶,心想,是不是因為向蔣經國建議開放轉口貿易,犯了禁忌,所以國安局要約談他?

        懷著忐忑的心情,蕭萬長來到當時位在石牌的國安局,而汪敬煦也說明了請他過來的原因:原來是蔣經國總統覺得蕭萬長的建議很有道理,因此特別交代國安局要從「國家安全」的角度,對開放轉口貿易可能產生的影響加以研究。

        經國安局內部研究後,認為開放對中國大陸的轉口貿易並不會危害國家安全,而且可以實際瞭解兩岸經貿往來情形。於是,蕭萬長便將此一提案向上呈報,並由當時的行政院長俞國華召開專案會議加以討論,最後定出了「轉口貿易三原則」:一、禁止與中共直接通商。二、廠不得與中共機構或人員接觸。三、政府對轉口貿易不予干涉。

        從此,對大陸轉口貿易終告合法化,企業界也不必在恐懼中做生意了。

放寬台商赴大陸投資

        到了民國七十六年,政府宣佈國人可赴大陸探親,隨後並宣佈解嚴。在這些重要政策施行之前,由於蕭萬長的前瞻性建議,不僅讓政府提早開放轉口貿易,也為日後兩岸經貿的發展奠定基礎。

        開放大陸探親旅遊後,愈來愈多的企業界人士到中國大陸考察商機,兩岸關係也從轉口貿易發展到投資設廠。

        民國七十九年,適逢台弊升值,國內環保意識及勞工意識抬頭,經營成本持續增加,導致許多廠商紛紛外移,中國大陸尤其是企業界鍾愛的投資地。

        時任經濟部長的蕭萬長認為,有鑑於客觀環境的改變,政府不能再讓仩業界偷偷摸摸、又毫無保障地前往大陸投資;於是,經濟部逐步放寬赴中國大陸投資的限制,並於八十二年二月公布「在大陸地區投資與技術合作許可辦法」,建立起更具彈性的報備核准制,也允許已赴中國大陸投資的廠商「事後登記」。

        因為有了這個開放政策,台商才能夠摒除後顧之憂,放心前往大陸發展。從這些案例中就可以看出,對於兩岸問題,蕭萬長總是能以最務實前瞻的作法,在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之間,為台灣找到最有利、最平衡的一條路。

美國的「301」法案,引起台灣農民激烈反彈。
農民到國貿局抗議,當雞蛋打在國貿局長蕭萬長身上時,
他父親也才因病過世剛入土沒幾天。

        在「永久最惠國待遇」的基礎上,歷經十年勤耕實墾,到了民國七十七年,台灣已成為美國第四大貿易夥伴,僅次於日本的美方第二大入超國,不僅對美國市場過度依賴,明顯的巨額出超也導致美方不滿,強烈要求台灣改善,並祭出外貿殺手「301」法案。

        站在互惠互利的立場上,台灣對美的巨額出超確實有待改善,但並非全國同胞都能瞭解這道理,在左右為難的情況下,負責談判的蕭萬長只好再度忍辱負重了。

        當時,蕭萬長已任職國貿局長六年,親身參與的外貿談判不計其數,但因美國持續施壓,我方不得不做出「選擇性的讓步」。「選擇性的讓步」亦即有所讓、有所不讓。至於,讓什麼?不讓什麼?這就要大費周章了。

犧牲自己換取時間

        蕭萬長認為,農畜產品不可讓,至少不可輕易讓,因為美國農畜業的經營規模和利潤遠非台灣可比,台灣已從美國進口大量穀物,倘若再進口低價畜產品,將對國內畜農傷害甚大,更何況,對方想要賣給我們的,也包括美國人不吃的雞內臟!

        但在美方強大壓力下,台灣農民忍無可忍,終至群起北上請願;農民不惜聚眾抗議,出身農家的蕭萬長自是感同身受,親自受理。

        農民聚集於公賣局籃球場,群情激憤;蕭萬長向大家懇切說明,但憤怒的農民們不接受任何解釋,他們預先準備了大批雞蛋,後來,那些雞蛋一一擲向蕭萬長。

        站在籃球場上,蕭萬長面帶微笑,讓一個接一個的蛋汁在他身上、衣服上宣洩,當時他腦海想到的只是:「假如易地而處,我又能夠怎麼辦?」

        於是他就站在原地,直到農民們把雞蛋丟完。

        然後蕭萬長打電話回家,請太太幫他準備一套替換的西裝,以便參加稍後的一場工作會議。雞蛋事件讓美方瞭解到台灣農民的憤怒,也瞭解了蕭萬長的苦處,美方終於答應讓農畜產品延後一年進口,而這一年的緩衝時間,正可讓農民做好因應的準備。

喪父之痛咬牙強忍

        當時帶領農民示威請願的總指揮林豐喜(現任立法委員),後來成了蕭萬長的好朋友,即因感佩蕭萬長的忍辱負重。

        蕭萬長曾對朋友說,他父親八歲時(日據時代),就到日本人的工廠當童工,有人把吸利的煙屁股往他父親嘴裡塞,叫他父親非吸不行,他父親迫於無奈也只好吞忍過去。蕭萬長說,父親對休影響很大,為了大局著想,他知2道柔和忍耐是必要的修持,更何況,向他丟雞蛋的,正是受了委屈的農民同胞。

        很少人知道,在農民激烈反彈的那陣子,適逢蕭萬長的父親重病住院,他必須南北奔波,既要盡忠,又要盡孝。過不久,父親病逝,當雞蛋打在蕭萬長的身上時,他父親也才剛剛入土沒幾天。

        什麼是「兩岸共同市場」?基本上,它是參考歐洲聯盟(EU)模式,從經濟上的統合逐步走向政治上的統合。二次大戰後歐洲各國,從煤鋼協定,發展到歐洲共同市場,而至今天的歐盟。這個經驗告訴我們,祇有先把政治議題放一邊,尋求經貿合作,才可能建立彼此的信任。

        在WTO的規範下,兩岸經貿可以擺脫政治力的牽扯,而進一步發展「兩岸共同市場」,可讓兩岸在和平、安全、對等、互惠的原則下,降低經貿往來的障礙與成本,著手建立對雙方有實質助益的制度與協議。在這種制度規範下,兩岸逐步化解彼此之間的衝突與矛盾,讓兩岸能夠共同發展、共同繁榮、共享利益,形成一種政經上的良性循環,而讓兩岸邁向長期穩定與和平之路。

        「兩岸共同市場」可以避免缺乏秩序規範的經貿往來,對兩岸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包括:缺乏法律保障、資訊不完全、交易成本與障礙過高、資源未能有效配置等等。在兩岸共同市場的架構下,雙方的經貿交流可以互補互利、各取所須,經貿往來的風險也就會大幅度的降低。若能如此發展,「戒急用忍」與「大三通」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簡單地說,「戒急用忍」是希望用行政手段維護台灣的經濟安全,而「兩岸共同市場」是對兩岸經貿往來制度化的保証。政治干預經濟,只能維持短期的效果,經濟事務終究需要靠合乎市場原則的制度來規範。

為了挽回王永慶,蕭萬長託友人攜帶-封親筆信函趕往北京,勸王永慶改變念頭,返台投資。蕭萬長信函情辭懇切,終於讓王永慶回心轉意,根留台灣。後來的麥寮六輕,照亮了台灣產業的天空,帶動了中南部區域經濟的發展,也讓中小企業看到新未來。

        民國七十年代末,台灣面臨勞工短缺、台幣升值、競爭力衰退等一連串壓力;加上環保意識抬頭、治安惡化,許多產業相繼出走,一些民間大型投資也告暫停。到了民國七十八年,台灣民間投資負成長達百分之八點六,這是幾十年來台灣首度出現投資負成長的強大威脅,而更令人震憾的是,七十九年一月間,媒體上面出現斗大的標題:「王永慶密訪福建省,六輕廠將設海滄。」

        就在產業出走、經濟面臨轉型關口、業界一片悲觀氣氛中,蕭萬長在七十九年六月接任了經濟部長。面對著數十年來最惡劣的投資環境,蕭萬長認為政府必須施展魄力,協助推動幾個指標性的重大投資計畫,才能力挽狂瀾。

有鑑於此,蕭萬長努力改善投資環境,誠摯地說服企業界根留台灣。他更南下高雄,夜宿後勁,以具體行動感動了後勁居民,讓中和五輕計劃得以順利進行。而蕭萬長的誠意也感動了許多企業家,讓他們瞭解到政府真的有心改善投資環境。

王永慶回心轉意

        然而,由於台塑「六輕」計劃進展受挫,導致王永慶考慮轉赴中國大陸投資,這不僅對於產業界出走具有指標性意義,也讓蕭萬長面臨了強大挑戰。

        台塑原本屬意在宜蘭利澤設廠,卻遭當時的宜蘭縣長極力反對,幾經周折,台塑決定放棄在台灣的六輕計畫,王永慶也負氣出走美國轉赴中國大陸。

        蕭萬長認為,政府如果不積極協助催生六輕,讓台塑這樣一個龍頭企業出走大陸,將對台灣的政治、經濟造成嚴重衝擊。

        為了挽回王永慶,蕭萬長託友人攜帶一封親筆信函趕往北京,交給當時正在釣魚台賓館的王永慶。在那封信裡,蕭萬長勸王永慶打消在大陸發展的念頭,返台投資。

        王永度回應說,他來自台灣,、心中最愛的仍是故鄉,不會輕言放棄這塊土地,只不過投資環境這麼惡劣,實在無心再做下去。

        蕭萬長信函情辭懇切,再加上帶信人的委婉勸說,終於讓王永慶態度趨緩,同意繼續向政府提出計劃,並要求政府承諾予以協助。當蕭萬長接到友人傳回的訊息時,不禁鬆了一口氣,但他其實也知道,更大的挑戰才剛開始。

        王永慶繼續向政府提出興建六輕計劃案,六輕的成敗與否,也成為企業界的信心指標。
蕭萬長明白,六輕計劃勢將打破中油壟斷的局面,而中油是經濟部轄下的國營事業,身為經濟部長的蕭萬長,當然要審慎評估六輕對中油營運的可能影響。

        在台塑的新方案裡,輕油煉解廠只是其中一項,整體計畫還包括從上游到下游的一系列相關產業,比原先的「六輕」規模更大,成為囊括台灣石化工業上、中、下游的完整計劃。蕭萬長估計,這個投資計劃倘若成功,建廠用地將增加五至六倍,投資金額將增加十倍,對整體經濟所帶來的正面連鎖效果更是不可計量。

        為了推動六輕計劃,蕭萬長每晚都撥出時間與台塑總經理王永在會商,但他對於台塑的要求也不是有求必應,因為他自知身為經濟部長,必須以整個國家的最大利益做考慮,兼顧經濟面、政治面、環境保育等重要因素。

        為了解決用地問題,蕭萬長幾度驅車赴宜蘭利澤現場察看。每當車子從「九彎十八拐」的北宜公路進入宜蘭時,美麗的蘭陽平原呈現眼前,讓他深深感覺這塊美麗的土地必須保護。宜蘭地區三面環山、東側臨海、封閉的地理形勢使得風從海洋吹向內陸,六輕若選在這裡建廠,必對生態環境帶來負面的影響。

        幾經考量,蕭萬長勸台塑放棄利澤之後,台塑看中了桃圜縣觀音鄉。但蕭萬長認為,北台灣人口與產業過度集中,生態環保的負擔太大,倘若規模鉅大的六輕要來設廠,勢必引發強烈的抗爭。

        當眾,地方上也不乏支持六輕建廠的民眾,蕭萬長知道他的主張可能引起若干反彈,但基於桃園長遠利益的考量,他還是堅持提出反對意見。

        該說的就要說,該堅持的就要堅持。這就是蕭萬長的原則。

        於是他建議台塑往中南部找地。台塑首先來到蕭萬長的故鄉嘉義縣,當時的嘉義縣政府認為,六輕若想來設廠,會有許多不易克服的困難,因此,台塑輾轉來到雲林,當時雲林縣政府已耗費鉅資在麥寮開發海埔新生地,對於台塑有意前來設廠,表示無比歡迎。

智慧火花照亮中南部

        麥寮原本是一片荒蕪的海埔地,終年強風不斷、黃沙漫天。蕭萬長與王永在第一次去勘查廠址預定地,便被大風沙吹得東搖西晃,就連地籍圖也無法解開來看,只好躲回車上,閉窗研商。

        雲林大樓的規畫過程中,歷經無數環保人士與學者專家的質疑批評,而蕭萬長作為決策者,心中自有一把尺,這把尺就是台灣全體住民長遠的利益。事隔十年,如今雲林麥寮工業區不但擁有完整的相關產業,也興建了工業港。原本的個案計劃擴充為幾十個相關計劃,投資金額從兩百多億元增加為五千多億元,原本三百多公頃的廠區用地,擴充成為兩千多公頃的工業園區。

        我們可以這麼說,麥寮六輕計劃案,是蕭萬長與經營之神王永慶撞擊出的歷史火花,照亮了台灣產業的天空,不儘帶動了中南部區域經濟的發展,也讓中小企業界看到新未來。

        這幾年來,蕭萬長南來北往,途經雲林縣時,總不忘繞到麥寮去看看。每一次,當他看到工業區內又多了一些新建設,回想起這裡從海埔荒地變成工業重鎮,心裡就有難言的悸動。儘管海風依舊是那麼強勁,但他己經可以穩穩站住,詀在溫暖安慰裏。

一九九一年九月,APFC在韓國漢城舉行年會,這是台灣退出聯台國二十年後,首度參加正式的國際會議,當時的經濟部長蕭萬長,受命代表國家出席這項重要會議。

        簡稱為 APEC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是亞太地區推動國際經濟合作的多國組織,籌備初期以經濟合作為單一目的,但因中共作梗,以致我國雖然於一九九一年成為會員,仍一直排除不了政治的干擾。

        一九九一年九月,APFC在韓國漢城舉行年會,這是台灣退出聯台國二十年後,也是我國與美國斷交十二年後,首度參加正式的國際會議,深受世界各國及國內民眾矚目。

與錢其琛的交手

        蕭萬長當時擔任經濟部長,受命代表國家出席會議,除了代表團成員,尚有四十多位國內記者隨行採訪,國際也有百餘媒體派員採訪,一時之間,漢城為為國際注目焦點。焦點中的焦點是-台灣如何與中共平起平坐?

        中共代表團是由外交部長錢其琛與外經貿部長李嵐清領軍,在開幕式上,各國代表都要做十分鐘的演講,而蕭萬長和錢其琛雙雙被分配在議程第一階段做演說。

        當時各國都擔心台灣會在那時候做出「政治性談話」,刻意與中共爭鋒,破壞了會議氣氛。

        包括美國國務卿、韓國外交部長等多位代表都來拜訪蕭萬長,一方面探詢演講內容,一方面勸說「不要把 APEC變成兩岸吵架的地方」。蕭萬長深知「出使四方,不辱使命」的道理,他便告訴這些朋友:「我知道自己該說些什麼。」

        入會時,APEC不允許我國使用「中華民國」國號,我方亦不樂於接受「中華台北」的名稱。在這樣的僵局中,蕭萬長的發言不卑不亢,很清楚地表達出「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經濟政策、經濟表現、我國對 APEC的期待、乃至我們將扮演的角色與可能的貢獻。蕭萬長的發言羸得與會代表一致的讚揚。

        在台灣重返國際舞台的第一刻,蕭萬長為台灣羸得了尊嚴,也爭取到實質的利益。

台灣的尊嚴 老蕭的堅持

        一九九二年,APEC在泰國曼谷舉行,蕭萬長再度奉命出席部長級會議。當時我國申請加入國際關稅貿易協定(GATT)已被積壓三年,蕭萬長決定在會議上發言,強調台灣可以在國際經貿中扮演關鍵性角色,並質疑台灣為何受到不合理的阻撓。

        一番義正辭嚴後,蕭萬長獲得與會代表一致認同,就連中共代表也無從反對。會後,蕭萬長隨即打鐵趁熱,趕赴瑞士 GATT總部,積極交涉,終獲GATT理事會通過我國成為觀察員。

       蕭萬長深諳國際情勢,懂得掌握契機,終於能從APEC打通一條通往GATT的道路。

        一九九三年,APEC在美國西雅圖舉行另一次「領袖會議」,由於中共政治的干擾,李登輝總統竟然不能出席,業已轉任行政院經建會主委的蕭萬長,奉派代表李總統出席。

        蕭萬長一開始就打定主意:他既然代表李總統出席,就必須受到應有的禮遇。他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李登輝總統,代表中華民國全體人民,代表整個國家的實力。蕭萬長堅持所有的權利和尊嚴都應與其他出席領袖完全平等。

        那一年,江澤民在會前受到西雅圖波音公司的熱烈接待,客觀情勢對我國而言是複雜的。在會議上,蕭萬長和江澤民握了手,也得到地主國總統柯林頓的熱情招呼。他在大會上提出台灣的中小企業經驗,相關發言不但被列入領袖會議宣言中,也促成相關中小企業會議的召開。

李總統欣慰的紀念品

        一九九四年,APEC在印尼雅加達召開第二次領袖會議,蕭萬長再度代表李總統出席。當時他是 APEC的常客,也是頗受歡迎的人物,由於印尼是個農業國家,蕭萬長決定在那次大會上倡議「亞太農業技術台作」;不料主辦國以「蘇哈托總統年歲已高」為由,希望只點名幾個「大國」發言,並多次派員「拜託」蕭萬長不要講話。

        這時候無論對方怎麼說,蕭萬長就是不肯退讓,在他的堅持下,也許主辦國自知理屈,蕭萬長終於如願為「亞太農業技術台作」作了詳細解說,讓全體與會者,尤其是東南亞國代表,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那次的會議紀念品之中,有兩件印尼巴地衫,是主辦單位送給各國出席領袖的禮物。這兩件衣衫是李總統的尺寸。為了配台參與活動拍頭紀念照,蕭萬長拿其中一件去修改,另一件,帶回台灣呈給李總統。他想,李總統雖然無法出席,但是在李總統的努力下,讓台灣重回國際舞台,這件印尼衫對李總統應該是值得欣慰驕傲的紀念禮物。

央行總裁許遠東堅守匯率,但蕭萬長認為金融風暴不會短期結束,繼續固守匯率將付出高昂代價。
蕭萬長拉著許遠東去面見李總統,李總統也認為蕭萬長的分析有道理,於是許遠東接受了蕭萬長的意見。

        由蕭萬長領軍的亞洲金融風暴對抗戟,是台灣歷史上值得驕傲一頁。

       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一日,泰國外匯市場出現異常交易,一場殃及全球的金融風暴就此揭開序幕,從東南亞到香港,韓國,日本,亞洲各國接連受到衝擊,就連台灣也進入了這個超級暴風圈。

        在此關鍵時刻,蕭萬長於當年九月一日接任行政院長,這場金融風暴也成為他最嚴厲的挑戰。

        當時央行總裁許遠東宣示穩定新台幣價位,要把美元對台幣的匯率維持在一:二八.五;這項政策起初相當成功,有效遏止了市場投機者趁火打劫,但隨著外在環境的惡化,政策漸感吃力。到了十月,民眾預期台幣會貶值,紛紛兌換美金,市場資金轉趨緊俏、利率攀升、股匯率保衛戰,市場預期貶值的心理卻更趨濃厚。學者專家對此抱持兩種看法:一派認為台灣的外匯存底雄厚,應有能力保護價位;另一派則認為各國幣值都在貶值,台灣若要效法香港堅守匯率,勢必付出慘重代價。在行政院內部開會時,兩派激烈辯論,沒有交集。

        蕭萬長剖析各方意見後認為,新台幣很難不貶值,而且繼續力守匯率將影響外買競爭力,難保經濟不會陷入惡性循環。另外,國際金融投機者雖未大舉入侵,卻已蠢蠢欲動,金融風暴若不能迅速平息,投機客將全面介入匯市興風作浪,導致經濟金融狀況更趨險惡。

說服許遠東改變政策

        十月八日,蕭萬長召開就任後首次財經首長會談,宣示政府穩定金融、股市的決心,並達成一項秘而不宣的決議:將在適當時機,放手匯率由市場機能運作。

        十月十六日,行政院再舉行財經會談,蕭萬長建議央行不應再進場干預匯價,央行堅持了三個月的匯率政策因此劃下句點。

        這是一項關鍵性的政策轉變。新台幣貶值幾天之後隨即回穩,利率下降,股市上漲,且因匯率隨市場動態調整,投機者根本無從介入,整體經濟完全改觀。反觀香港政府,當時耗費一百五十億美元堅守港元匯率,傾全力與國際金融炒手索羅斯激戟,造成利率飆升,股市重挫,經濟一片蕭條。

        許遠東因為堅守匯率,被一些主委狠狠修理,蕭萬長還在立法院出面為他辯護。散會之後,蕭萬長私下勸許遠東改變主意,蕭萬長認為金融風暴不會短期結束,繼續固守匯率將付出高昂代價。

        這其中,尚有一段插曲,蕭萬長從未向外界透露。

        由於央行職掌外匯政策,央行總裁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做為行政院長的蕭萬長非常尊重央行職權。當時的央行總裁許遠東和蕭萬長交誼深厚,蕭萬長擔任國貿局長時推動簡化進出口簽證手續,希望把自由進出口項目交由銀行接手代簽,很多銀行都表示遲疑,而許遠東站出來支持蕭萬長。這兩個老友坦開心胸,深入懇談,稍後蕭萬長又拉著許遠東去面見李總統,李總統也認為蕭萬長的分析有道理,於是許遠東欣然接受了蕭萬長的意見。

各國領袖紛來取經

        到了八十七年五月問,受日圓大幅貶值的影響,新台幣預期貶值心理再度出現,為防堵外國投機客炒作新台幣匯率,央行決定暫停國內法人承作無本金交割之遠匯(NDF)交易;這項措施引起爭議,央行受到很大壓力,而蕭萬長力挺接任的央行總裁彭淮南,終使新台幣匯率趨於穩定。

        由於蕭萬長與內閣成員通力合作,漂亮地反擊了金融風暴,國際金融投機客如索羅斯等人也知難而退,一度降至八百多億美元的外匯存底,逐漸回升到超過一千億美元。

        八十六年,台灣經濟成長率維持在百分之六.八,八十七年也有百分之四.八三的水準;反觀其他亞洲國家,若非負成長,就是零成長。台灣成為亞洲金融風暴中受害最輕微的國家,這樣的成就讓國際間刮目相看,包括李光耀、吳作棟、馬哈迪、羅幕斯、蘇哈托、哈比比等人,先後與蕭萬長交換意見,他們都想要向蕭萬長「取經」。

        在因應金融風暴的過程中,外界對行政院有許多不滿,包括暫停國內法人NDF交易,一下五百億元振興房市、振興股市、對經營正常之企業紓困等措施,都曾受到極大的批評和壓力。但是結果一一証明,那些決定都是正確的。

        這場由蕭萬長領軍向金融風暴對抗戰,是台灣歷史上值得驕傲的一頁。而蕭萬長最感欣慰的是:藉由這個成功的經驗,台灣有機會和東協、日、韓等國家進一步面對面溝通,台灣的財經首長也紛紛受邀出國訪問,把台灣經驗推向國際。

        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一點四十七分,台灣發生百年僅見的大地震,蕭萬長立即與幕僚通電話,並即刻出門;停電讓電梯停擺,蕭萬長爬下十八樓模黑趕赴消防總署。

         凌晨一點五十分,蕭萬長與幕僚通完電話,立刻走出家門;停電讓電梯停擺,蕭萬長從十八樓摸黑走下來,搭車邀同秘書長謝深山、新聞局長程建人、內政部長黃主文等人,一同轉赴設在消防署的中央防救中心。

         這是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台灣民眾永難忘懷的一刻「集集大地震」,為台灣帶來空前的災難!

         地震一發生,蕭萬長就判斷這次強震可能引起慘重的災情,立刻就透過新聞局長程建人,請各相關都會首長掌握最新狀況。

         蕭萬長一行坐車穿越漆黑的台北市,兩點半前就抵達消防署,聽取氣象局簡報,得知震央在南投集集附近。隨即與相關首長研商,成立「重大地震中央處理中心」,統籌指揮應變,並宣布了九項緊急措施。由於災區音訊全斷,各地災情完全無法掌握,蕭萬長決定在南投縣消防局本部成立「中央防救中心前進指揮所」,由內政部次長林中森擔任指揮官。

         蕭萬長隨即致電副總統連戰,報告最新災情,連副總統也在清晨三點一刻抵達消防署。

         開完會後,天還沒亮,蕭萬長離開消防署先趕回家,又從一樓爬上十八樓,略作梳洗,便又趕赴機場,於六點半搭乘直昇機前往南投;在空中看到滿目瘡痍的大地,他的心情既沈重又焦急。

捲起袖子深入災區

         在南投縣立體育場聽取縣長彭百顯的災情報告後,蕭萬長接著趕赴醫院探望。看到路上的屍體,醫院中的病患,他無限悲痛,一心思考者救災的種種步驟。由於通訊中斷,地方政府也無法確切掌握各地災情,來到南投災區的李總統,連副總統.蕭萬長等人決定分赴台中、彰化、嘉義與雲林等地瞭解災情。

         蕭萬長一行六人馬不停蹄的在雲林瞭解災情,直到下午兩點仍未用餐,後來看到鄉公所剩下三個冷便當,他們六人就分吃了那三個冷便當,隨後又轉赴嘉義瞭解災情。

         巡視完災區,蕭萬長又趕回台北,下午四點半在行政院召開「九二一地震善後會議」,迅速做出十五項救援重要措施。當晚,李總統召開另一次高層會議,確認了這十五項救援措施。

         隔天晚上,李總統召開第二次會議,宣佈成立「九二一地震救災督導中心」,由連副總統擔任召集人。

         為了迅速掌握災情與危機處理,經建會主委江丙坤等中央首長也立即進駐災區。行政院副院長劉兆玄於九月二十九日進駐台中,成立「行政院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中部辦公室」,擔任行政院第一線指揮的重責。整個行政院團隊都動起來了:劉兆玄坐鎮台中、經建會主委江丙坤負責南投,政務委員楊世緘負責台中市、農委會副主委林享能進駐震央所在的集集、經濟部次長張邦昌在死傷最慘重的中寮鄉、交通部次長陳世圮則在倒了一千多棟房子的魚池鄉。

         在蕭萬長充分授權與支援下,內閣部會首長副首長都捲起袖子,與民眾同甘共苦,全力解決災區問題,讓民眾對這些「中央大員」的刻板印象為之改觀。

         蕭萬長深知救災只是第一步,災後的安置與重建工作,更需要政府與民間共同攜手,由下而上進行。為結合更多學者群眾推動重建工作,蕭萬長成立了「行政院重建諮詢團」,並請中研院院長李遠哲擔任團長;當時李遠哲正在埃及參加學術會議,蕭萬長設法連絡上李遠哲,李遠哲也一口答應。

         到了十一月底,救災與安置工作已大致完成。這段過程中,行政院受到許多批評與誤解,而蕭萬長清楚,民眾受到這麼大的創痛,對政府的指責是必然的。他常告訴旁人:「政府受到的指責是一時的,災民的傷痛是永久的。」

         不過,對於刻意扭曲所有救災重建的不實指責,蕭萬長也曾堅定地反駁與澄清。例如,部份媒體根據錯誤的資料指稱「直到十一月底還有十萬災民未獲安置」,事實上,真正需要安置的只有五千六百多人。許多誤解與批評,經過行政院即時說明與事實的浮現,都証明了行政院團隊在這次救災過程中表現傑出;就連日本專家也肯定台灣政府救災的表現,比日本政府在阪神大地震中的表現更為出色,土耳其媒體更報導,土耳其需要像台灣這樣的政府。

        國家社會的發展並非一路坦途,遇到「九二一地震」這樣百年僅見的鉅災,更加考驗著國家領導人的危機處理能力。連戰、蕭萬長及整個國家團隊,經過「九二一」的嚴酷考驗,充分証明了這是個願意為人民赴湯蹈火,值得信賴的國家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