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一般認為，中、美關係G2 的大國博弈，在短期及可預見的將來，仍然是影響全球與亞太經濟與安全的重要變數。無可諱言的中國大陸的崛起已讓美國感受威脅日益加大，未來中、美總體關係仍然將是競爭、對抗多於互助、合作。近期來，美國對中國威脅論的看法，主要基於在政治上，西方看到中國不僅沒有走西方式民主道路，而且發展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模式的時候，美國等西方國家深深感受到了威脅。今天，美國為首的西方基本的判斷是中國大陸在政治上的權威主義趨於永久化。在經濟上，今天西方國家認定的中國大陸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內外部影響，主要包括：
一、國家資本主義導致中國大陸內部市場的不開放，西方企業在中國大陸失去了競爭力；二、中國大陸國有企業在國際市場上政治原則高於經濟原則，也影響西方企業的競爭力； 三、西方國家資本主義是中國大陸外部擴張的主要政治工具。在國際上，中國大陸正建構新帝國主義，藉由一帶一路打造有別於自由、民主與人權等西方價值觀的制度，也使得西方自由世界所建構的的秩序，面臨挑戰與可能解體。
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事實上，美國在1980 年代針對日本的經濟崛起( 日本佔美國GDP 約三分之二) 也曾經動用15 次301 條款的調查，並在1985 年簽署廣場協議，促使得日本經濟一蹶不振。美國在1980 年面對蘇聯的威脅，美國除運用軍備經競賽外，1985 年美國聯合沙烏地阿拉伯，大量增產石油，促使石油由30 多元狂跌10 美元( 蘇聯6 美元)，蘇聯每年虧損200 億美元造成經濟崩潰，雖然今日的中國大陸與1980 年代的日本與蘇聯的政、經、社、乃至產業結構大不相同，但就美國而言，仍然可能採取一切必要的作為來防範中國大陸的崛起與彎道超車。
短期內， 伴隨著中、美雙方關係的變化，也使得中、美關係中的兩岸議題可能將日益凸顯。在兩岸欠缺政治互信，台北無法從北京得到應有的回應，面對北京軟硬兩手都加大，單邊作為的對台新策略，自然促使台北更加尋求美國與日本等大國關係的強化。但美、台關係的強化，則必然引起北京更大的疑慮與對台進行報復，北京加大對台施壓，自然也促使台北對美國尋求更多的支持，這也讓兩岸關係也面臨到更多的風險與挑戰。面對此一敵意螺旋的加深與上升，兩岸也亟須審慎評估與務實考量。
是以，不論是面對中、美大國在貿易、科技、貨幣乃至安全的大國博弈，或是在兩岸欠缺公權力合作下，面對全球暨兩岸產業分工態勢都發生變化下。未來要建構兩岸的共同市場目標，除了一方面要建構兩岸經貿進一步的制度化，發揮優勢互補互利共榮，逐步推進深化兩岸互利合作外； 另一方面也應該積極化解兩岸民眾誤解疑慮，讓經貿正常發展不但可以去除政治歧見，甚而發揮民意的助益，亦是探索兩岸共同市場路徑重要考量因素。本文，茲就建構兩岸共同市場中的非經濟因素做一淺析。
貳、中、美大國博弈下的兩岸經貿關係
由於美國、中國大陸、與臺灣之間有相當密切的供應鏈關係，中國大陸與臺灣分別是美國第1 大與第11 大貿易夥伴，中國大陸與美國則分別是臺灣的第一大與第二大貿易夥伴，因此，美國對中國大陸一旦針對資通訊產品加大進口關稅課徵，自然會對台灣的出口產生影響。根據外貿協會統計，2017 年臺灣出口到全球產品約有74.8% 屬於中間產品，包括半成品與零組件。然而，以臺灣出口到中國大陸的產品結構來看，中間產品的比例高達79.7%，高於臺灣對全球出口中間產品的比例。另一方面，臺灣出口到美國的中間產品比例僅有57%，臺灣對美國出口最終產品( 資本財與消費品) 的比重則高達42% ； 這顯示臺灣對中國大陸出口的中間產品有相當高的比例是經過加工組裝再轉出口到美國。而臺灣直接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則有相當高的比例屬於附加價值高的最終產品，而出口到美國的中間產品則是屬於臺美供應鏈具有產業鏈結的半導體IC、航太零件、汽配零件、電腦零件、太陽能電池等零組件。此外，2017 年臺灣對美國出口金額為369.8 億美元，但自美國接到的訂單金額卻高達1,378.1 億美元，其中有高達1,000 億美元是屬於臺灣接單、海外生產，也就是臺商在中國大陸設廠生產再出口到美國的三角貿易形式。一旦中、美貿易戰全面啟動，這些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臺商也可能會受到衝擊； 本來究竟衝擊有多大，必須要看產品的類別而定，但若是一但美國加大對中國大陸輸美產品全面提高關稅，則對在中國大陸出口到美的台商與台灣出口中間到中國大陸的台商也將產生重大的影響。據統計2017 年中國大陸輸往美國的廠商，台商所占比重最高，前10 大出口到美國的廠商台商佔8 家( 排名第8為新加坡偉創力製造( 珠海) 有限公司，排名第10 為美國戴爾( 成都) 有限公司。2018 年中國大陸輸往美國的前10 大廠商，台商所占比重仍然最高有6 家。
事實上，在中國大陸投資以出口為導向的台商，不僅深受美中貿易戰的影響。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放緩進入新常態，經濟成長模式也由量的成長轉為質的提升，整體產業快速進入升級轉型階段。加上中國大陸製造業在「中國製造 2025」的政策下，推出由製造大國轉為製造強國的發展路線。此外，因為中國大陸以往環境污染嚴重，在「美麗中國」的政策願景下，不僅環保議題已在中國大陸的兩會修憲入法，從中央到地方都加大力度針對空氣、水質、廢棄物、土壤等污染，透過多項環保法規進行全方位的汙染防治。中國大陸從上到下各地政府執行環保力度的愈趨嚴苛，也導致了在中國大陸台商投資和營運成本持續上漲，連帶促使臺商在中國大陸的布局意願逐年下降，也促使縮減投資規模或撤資關廠者大幅提升。根據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TEEMA）「2018 年中國地區投資環境與產業發展調查」報告，針對已在中國投資的廠商，表示「擴大對中國投資生產」的比例，近年來呈現逐年下降趨勢，其比例從2011 年的51% 逐年下降至2018 年的29.%，呈現連續八年下滑的趨勢。
面對美中貿易戰方興未艾，加上中國大陸投資環境發生變化，也促使部分台商不論是基於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的布局開展商機，或是台灣方面的新南向政策的推動，都有逐步移往東南亞布局的傾向。對於在中國大陸的台商而言，因應美中經貿關係長期的博弈，自然必須考量調整調整全球產能配置以降低衝擊，或是移轉目標尋求其他出口市場，或是轉向布局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甚而升級轉型開創全球市場。面對台商在中國大陸面臨的諸多挑戰，兩岸目前公權力無法協商合作有所作為，兩岸雙方是否透過產業公協會與相關智庫密切合作，共同面對此一重大挑戰，方能共同維護台商與兩岸的經貿利益。面對外在國際經貿環境與產業標準的的巨變，如何秉持優勢互補，共同探索兩岸共同市場的路徑與入徑，此刻自有其重要意義。
參、 他山之石- 建構兩岸共同市場的社會基礎
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雖然迭有差異，兩岸共同市場也與當年歐洲共同市場乃至今日的歐盟，並非相同。但這不意味著兩岸共同市場的建構，就不需要借鏡與參考包括歐盟等成功的發展模式。眾所周知，上一個世紀之間，就因為德、法兩國的刻骨怨仇而直接間接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以致造成了千萬人的死亡。事實上，在二次大戰前的過去一千多年的歷史中，德國跟法國總共發生約220 次的戰爭平均5 年一次。1950 年大戰結束後不久，德國西南部靠近法國邊境的小城陸維博市（Ludwigsburg， 係曾任德國任總統柯勒Horst Koehler 成長之地）與法國的蒙博利爾市（Montbéliard）便以兩市過去的共同歷史及宗教背景，決定不計前嫌，進行締盟。其後，一些其他城鎮亦因一些共同的背景及特徵而結姊妹關係，例如德國的海德堡（Heidelberg）與法國的蒙波利（Montpellier） 市就因同屬觀光勝地及醫學發達地區而締盟。這種城市與基層交流進而締結姊妹關係的行動很快擴張並提升至邦（德國）與省（法國），及首都對首都，到了二十一世紀，德國與法國建立起制度化的姊妹省市鎮的關係已經擴大到兩千多對。
除基層與地方的城市交流外，德國與法國更是積極加強雙方青年人的交流與合作做為重要的目標。雙方政府甚至簽署協定，規定兩國政府每年撥款共四千萬馬克在雙方首都成立青年合作辦事處（Franco-German YouthOffice），以進行教育、文化、體育、學術等交流，從60 年代中期起每年各組織最多達三十萬的年輕人參加。到21 世紀後，兩國已各有近千萬人參加了數十萬個合作項目，仔細觀察參與者擴及到兩國的各級學校學生，甚至包括了兩國社會上的失業青年。
德、法政府也注意到青年人歷史觀的培養，2003 年兩國共同聘請專家十人，開始撰寫1945 年以來的歷史，於2006 年5 月由法國教育部長戴羅邊（Gilles de Robien） 與德國薩蘭（Saarland） 邦邦長穆勒（PeterMueller）共同對外宣布從此兩國高中學生學習共同的歷史教科書，冀望能培養青年人對歐洲的共同認同。個人觀察到很多人只關注到德國與法國在經貿層面的合作機制，從煤鋼共同體到共同市場，但卻忽略了能夠化解政治敵意干擾、人民仇恨對立的社會文化交流。正因兩國社會在政府和民間的通力合作下，已建構了綿密的社會文化交流合作網，過去數十年下來，不但培養了千千萬萬專職促進兩國關係各項交流的人士，而且為兩國人民建立了明確的價值觀，就是凡是能促進兩國友好合作的就是有價值的、值得提倡的，反之，如果破壞兩國關係、影響兩國友誼的，就是不應該的，這個普遍的價值觀不僅成為德國語法國兩個社會的凝固劑，也成為歐洲聯盟發展擴大的基礎。
相較於日耳曼與法蘭西兩個不同的民族，擁有不同的歷史與血緣文化。台海兩岸關係則是大異其趣。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 說過「你可以回頭看多遠，你就可以向前看多遠」(The farther back you can look, thefarther forward you are likely to see)。是以，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當前的兩岸關係也應當以更具歷史史觀思維前瞻探索與開拓兩岸和平發展新局。就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而觀，海峽兩岸人民係出同源同為炎黃子孫，根據中國歷代戰爭年表的記載顯示，從西元前三十世紀的神農氏攻斧遂式之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發生戰爭到今，五千年的中國歷史共發生大小戰爭6539 次，平均每年約1.3 次戰爭，仔細加以檢視，絕大部分是自相殘殺的內戰。反觀美國獨立至今兩百多年，對外參與戰爭近兩百次，但在美國本土只有進行一次大規模內戰( 南北戰爭)，甚少爆發大規模內戰。英國從1688 年君主立憲後，雖曾對外戰爭上百次，並歷經兩次世界大戰，但未曾再發生大規模的內戰。是以，面對台灣政局可能的變遷與兩岸關係的起起伏伏，要建構台海和平穩定發展，首先必需先記取千年歷史的經驗教訓，避免兩岸炎黃子孫兵戎相見，應是兩岸各界亟需面對的要務。
如千年歷史太久？若就近百年歷史檢視，台海兩岸關係互動與發展，若從1895 年馬關條約割讓台灣算起，迄今已124 年； 若從1945 年日本投降中華民國收回台灣算起，迄今74 年； 從1949 年海峽兩岸隔海分治算起，迄今70 年； 從1987 年11 月2 日兩岸開啟民間交流算起，迄今約32 年，從1991年兩岸事務專責機構之建立，暨兩岸兩會開啟協商對話算起，迄今28 年。自2008 年兩岸開啟直接雙向大三通僅11 年。自2016 年5月20 日台灣第三度政黨輪替蔡英文總統就職後，因為兩岸欠缺政治互信卻也面臨到新的考驗只有3 年多。
一般認為自從2016 年台灣政黨後迄2019 年，兩岸關係發展最具隱憂乃是： 兩岸的執政當局在欠缺良好溝通管道與基本政治互信的情況下，當一方所釋放的善意，經常在對方的等待與疑慮中不斷的流逝與無法積累( 一方的善意只有在對方也能善意回應下，才能夠加碼釋放，形成正循環)。正因為雙方自認為都得不到對方的善意回應，因此，有時候必須對內部交代以化解內部不滿的強硬呼聲，這些對內交代的言語與作為，卻因兩岸雙方欠缺事前溝通與諒解，自然被對方是為惡意與挑釁。這種明察對方敵意之秋毫，卻不見善意之輿薪，形成當前兩岸關係有可能步入「敵意螺旋」的日益惡化趨勢。
是以，不論是面對千年的歷史經驗教訓，抑或百年的治絲益棼情勢，面對得來不易且未臻穩固的兩岸和平發展格局，一方面珍惜維護鞏固這得來不易的成果，另一方面積極攜手共建任何有助於兩岸和平穩定架構與有效機制，確保台海和平並共創兩岸人民福祉，應是兩岸有志之士此刻亟需面對的重要課題。只有兩岸確保和平發展的主旋律，兩岸共同市場的建構才具有實質的意義。
肆、結語：
個人堅信未來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一方面取決於兩岸高層的理念與互信，另一方面更繫諸於兩岸人民的相互認知與理解，只有兩岸人民有共同的情感與利益而沒有對立與仇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共同市場的建立方有可能。兩岸高層或許一時之間對政治難免會有歧見，但兩岸人民卻不應有仇恨與對立。因此，當前任何旨在製造雙方人民對立與仇恨的言行都不應當被鼓勵與縱容。相反的在兩岸關係低迷之際，雙方更應當加強經濟、社會、文化、基層等各項交流，透過這些社會交流為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注入更多的活水，也會經貿互利合作奠定更加厚實的基礎。面對當年兩岸關係面臨諸多的挑戰，兩岸有志之士究竟是應該善盡一己之力，抓住任何有助於開展和平發展的機會之窗，全力型塑一個符合兩岸人民期待的良性互動。抑或只是一味的批判對方，一再錯失良機讓兩岸關係日益惡化，讓兩岸人民徒呼奈何。不同的思維道路選擇也會決定兩岸關係不同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