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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凌晨，蔣經國總統從睡夢中被喚醒，獲知美國川面宣佈對我斷交的消息。當時台灣正進行著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面對此一遽變，政府決定選舉暫時中止，社會人心惶惶，陷入一片慌亂。

　　那一天，擔任國貿局副局長的蕭萬長，原訂隨同經濟部次長汪彝定赴美，展開中美貿易談判。汪彝定是我國談判團團長，在獲悉斷交訊息後，須赴行政院參加孫運璿院長召開的緊急會議，無法成行，他便電告蕭萬長，要他依原訂行程先行芔發，路上再與台北聯絡，見機行事。

斷交之日赴美談判

　　到了東京，蕭萬長打電話回台北，汪彝定說已請示過孫院長，要蕭萬長繼續東飛；蕭便撥電話給駐美大使館經濟參事胡祖望，請他代為安排隔日上午與美方會談事宜。十二個小時後，蕭萬長抵達白雪紛飛的組約城，只見僑胞痛器流涕；忍著傷痛。隔日清晨六時搭上第一班飛機，抵達酷寒刺骨的華盛頓。

　　從台北、經東京、轉紐約、抵華府，蕭萬長一路上難以闔眼，不斷模擬著如何與美方折衝，為斷交後的台灣爭取「永久最惠國待遇」。他自知無力扭轉斷交變局，但若能在這場貿易談判中取得佳績，也算不負國家交付的責任。

就這樣，蕭萬長展開了為期兩週的貿易談判。蕭萬長抓住要點，節節進逼，絕不讓步。他攻守靈活的談判技巧，讓美方代表印象深刻；他義正辭嚴的愷切陳述，也令對手為之動容。

　　談判期間適逢美國人的聖誕假期，各行各業幾乎都在休假狀態。蕭萬長原本下榻於「五月花飯店」，聖誕夜，當他從談判桌上返回飯店，發現自己的行李竟被棄置在一樓大廳，櫃檯經理說是假期中無人服務，也無伙食供應，蕭萬長只好提著行李，轉到附近的「康乃狄克客棧」住宿，只因對面有著一家麥當勞，可以勉強填飽肚子。

　　即使事隔二十一年，蕭蕭萬長每次想起那一幕淒涼景象，都還會不勝感傷！

　　為了爭取這項「永久最惠國待遇」蕭萬長前後赴美七趟，牙齒也掉了十一顆，他為國辛勞至此，卻從不對外人誇說；而談判過程千辛萬苦，直到當年十二月廿九日，汪彝定由台北赴美簽字，這個歷史性任務終於大功告成。

銳意改造對外開放

        當然，只靠一紙「永久最惠國」協議而沒有後續努力，台灣的國際貿易是不可能振翅高飛的。蕭萬長歷任國貿局副局長、局長前後十一年，當時國內產業界無不希望繼續蒙受「保護政策」的好處，官方對於產業界也多抱持管理心態，而這些都和國際化、現代化背道而馳。在那些年間，蕭萬長致力推動「對外國際化、對內自由化」，逐步導入新觀念，將管理法令落實為服務措施，他銳意改造，終能將台灣外貿導向繁花似錦的局面。

　　中美斷交的衝擊已然遠去，要讓新生代瞭解「永久最惠國待遇」對於台灣的重要性並不容易，但只要看看兩國貿易總額從當年的七十三億八千萬美元，成長到今天的四百九十億五千萬美元，就可以知道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再看看中國大陸，以其強大國力，又有外交關，尚須年年與美國重新談判，便可明瞭台灣與美國簽訂「永久最惠國待遇」有多麼珍貴！

　　這二十多年來的漫長演變，將來必有史家深入研究，但毫無疑問的，當年的「永久最惠國待遇」談判，是關鍵一役，　而該次勝利正是蕭萬長奮戰贏得的。

美國的「301」法案，引起台灣農民激烈反彈。
農民到國貿局抗議，當雞蛋打在國貿局長蕭萬長身上時，
他父親也才因病過世剛入土沒幾天。

        在「永久最惠國待遇」的基礎上，歷經十年勤耕實墾，到了民國七十七年，台灣已成為美國第四大貿易夥伴，僅次於日本的美方第二大入超國，不僅對美國市場過度依賴，明顯的巨額出超也導致美方不滿，強烈要求台灣改善，並祭出外貿殺手「301」法案。

        站在互惠互利的立場上，台灣對美的巨額出超確實有待改善，但並非全國同胞都能瞭解這道理，在左右為難的情況下，負責談判的蕭萬長只好再度忍辱負重了。

        當時，蕭萬長已任職國貿局長六年，親身參與的外貿談判不計其數，但因美國持續施壓，我方不得不做出「選擇性的讓步」。「選擇性的讓步」亦即有所讓、有所不讓。至於，讓什麼？不讓什麼？這就要大費周章了。

犧牲自己換取時間

        蕭萬長認為，農畜產品不可讓，至少不可輕易讓，因為美國農畜業的經營規模和利潤遠非台灣可比，台灣已從美國進口大量穀物，倘若再進口低價畜產品，將對國內畜農傷害甚大，更何況，對方想要賣給我們的，也包括美國人不吃的雞內臟！

        但在美方強大壓力下，台灣農民忍無可忍，終至群起北上請願；農民不惜聚眾抗議，出身農家的蕭萬長自是感同身受，親自受理。

        農民聚集於公賣局籃球場，群情激憤；蕭萬長向大家懇切說明，但憤怒的農民們不接受任何解釋，他們預先準備了大批雞蛋，後來，那些雞蛋一一擲向蕭萬長。

        站在籃球場上，蕭萬長面帶微笑，讓一個接一個的蛋汁在他身上、衣服上宣洩，當時他腦海想到的只是：「假如易地而處，我又能夠怎麼辦？」

        於是他就站在原地，直到農民們把雞蛋丟完。

        然後蕭萬長打電話回家，請太太幫他準備一套替換的西裝，以便參加稍後的一場工作會議。雞蛋事件讓美方瞭解到台灣農民的憤怒，也瞭解了蕭萬長的苦處，美方終於答應讓農畜產品延後一年進口，而這一年的緩衝時間，正可讓農民做好因應的準備。

喪父之痛咬牙強忍

        當時帶領農民示威請願的總指揮林豐喜（現任立法委員），後來成了蕭萬長的好朋友，即因感佩蕭萬長的忍辱負重。

        蕭萬長曾對朋友說，他父親八歲時（日據時代），就到日本人的工廠當童工，有人把吸利的煙屁股往他父親嘴裡塞，叫他父親非吸不行，他父親迫於無奈也只好吞忍過去。蕭萬長說，父親對休影響很大，為了大局著想，他知２道柔和忍耐是必要的修持，更何況，向他丟雞蛋的，正是受了委屈的農民同胞。

        很少人知道，在農民激烈反彈的那陣子，適逢蕭萬長的父親重病住院，他必須南北奔波，既要盡忠，又要盡孝。過不久，父親病逝，當雞蛋打在蕭萬長的身上時，他父親也才剛剛入土沒幾天。

        什麼是「兩岸共同市場」？基本上，它是參考歐洲聯盟（ＥＵ）模式，從經濟上的統合逐步走向政治上的統合。二次大戰後歐洲各國，從煤鋼協定，發展到歐洲共同市場，而至今天的歐盟。這個經驗告訴我們，祇有先把政治議題放一邊，尋求經貿合作，才可能建立彼此的信任。

        在WTO的規範下，兩岸經貿可以擺脫政治力的牽扯，而進一步發展「兩岸共同市場」，可讓兩岸在和平、安全、對等、互惠的原則下，降低經貿往來的障礙與成本，著手建立對雙方有實質助益的制度與協議。在這種制度規範下，兩岸逐步化解彼此之間的衝突與矛盾，讓兩岸能夠共同發展、共同繁榮、共享利益，形成一種政經上的良性循環，而讓兩岸邁向長期穩定與和平之路。

        「兩岸共同市場」可以避免缺乏秩序規範的經貿往來，對兩岸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包括：缺乏法律保障、資訊不完全、交易成本與障礙過高、資源未能有效配置等等。在兩岸共同市場的架構下，雙方的經貿交流可以互補互利、各取所須，經貿往來的風險也就會大幅度的降低。若能如此發展，「戒急用忍」與「大三通」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簡單地說，「戒急用忍」是希望用行政手段維護台灣的經濟安全，而「兩岸共同市場」是對兩岸經貿往來制度化的保証。政治干預經濟，只能維持短期的效果，經濟事務終究需要靠合乎市場原則的制度來規範。

為了挽回王永慶，蕭萬長託友人攜帶－封親筆信函趕往北京，勸王永慶改變念頭，返台投資。蕭萬長信函情辭懇切，終於讓王永慶回心轉意，根留台灣。後來的麥寮六輕，照亮了台灣產業的天空，帶動了中南部區域經濟的發展，也讓中小企業看到新未來。

        民國七十年代末，台灣面臨勞工短缺、台幣升值、競爭力衰退等一連串壓力；加上環保意識抬頭、治安惡化，許多產業相繼出走，一些民間大型投資也告暫停。到了民國七十八年，台灣民間投資負成長達百分之八點六，這是幾十年來台灣首度出現投資負成長的強大威脅，而更令人震憾的是，七十九年一月間，媒體上面出現斗大的標題：「王永慶密訪福建省，六輕廠將設海滄。」

        就在產業出走、經濟面臨轉型關口、業界一片悲觀氣氛中，蕭萬長在七十九年六月接任了經濟部長。面對著數十年來最惡劣的投資環境，蕭萬長認為政府必須施展魄力，協助推動幾個指標性的重大投資計畫，才能力挽狂瀾。

有鑑於此，蕭萬長努力改善投資環境，誠摯地說服企業界根留台灣。他更南下高雄，夜宿後勁，以具體行動感動了後勁居民，讓中和五輕計劃得以順利進行。而蕭萬長的誠意也感動了許多企業家，讓他們瞭解到政府真的有心改善投資環境。

王永慶回心轉意

        然而，由於台塑「六輕」計劃進展受挫，導致王永慶考慮轉赴中國大陸投資，這不僅對於產業界出走具有指標性意義，也讓蕭萬長面臨了強大挑戰。

        台塑原本屬意在宜蘭利澤設廠，卻遭當時的宜蘭縣長極力反對，幾經周折，台塑決定放棄在台灣的六輕計畫，王永慶也負氣出走美國轉赴中國大陸。

        蕭萬長認為，政府如果不積極協助催生六輕，讓台塑這樣一個龍頭企業出走大陸，將對台灣的政治、經濟造成嚴重衝擊。

        為了挽回王永慶，蕭萬長託友人攜帶一封親筆信函趕往北京，交給當時正在釣魚台賓館的王永慶。在那封信裡，蕭萬長勸王永慶打消在大陸發展的念頭，返台投資。

        王永度回應說，他來自台灣，、心中最愛的仍是故鄉，不會輕言放棄這塊土地，只不過投資環境這麼惡劣，實在無心再做下去。

        蕭萬長信函情辭懇切，再加上帶信人的委婉勸說，終於讓王永慶態度趨緩，同意繼續向政府提出計劃，並要求政府承諾予以協助。當蕭萬長接到友人傳回的訊息時，不禁鬆了一口氣，但他其實也知道，更大的挑戰才剛開始。

        王永慶繼續向政府提出興建六輕計劃案，六輕的成敗與否，也成為企業界的信心指標。
蕭萬長明白，六輕計劃勢將打破中油壟斷的局面，而中油是經濟部轄下的國營事業，身為經濟部長的蕭萬長，當然要審慎評估六輕對中油營運的可能影響。

        在台塑的新方案裡，輕油煉解廠只是其中一項，整體計畫還包括從上游到下游的一系列相關產業，比原先的「六輕」規模更大，成為囊括台灣石化工業上、中、下游的完整計劃。蕭萬長估計，這個投資計劃倘若成功，建廠用地將增加五至六倍，投資金額將增加十倍，對整體經濟所帶來的正面連鎖效果更是不可計量。

        為了推動六輕計劃，蕭萬長每晚都撥出時間與台塑總經理王永在會商，但他對於台塑的要求也不是有求必應，因為他自知身為經濟部長，必須以整個國家的最大利益做考慮，兼顧經濟面、政治面、環境保育等重要因素。

        為了解決用地問題，蕭萬長幾度驅車赴宜蘭利澤現場察看。每當車子從「九彎十八拐」的北宜公路進入宜蘭時，美麗的蘭陽平原呈現眼前，讓他深深感覺這塊美麗的土地必須保護。宜蘭地區三面環山、東側臨海、封閉的地理形勢使得風從海洋吹向內陸，六輕若選在這裡建廠，必對生態環境帶來負面的影響。

        幾經考量，蕭萬長勸台塑放棄利澤。之後，台塑看中了桃圜縣觀音鄉。但蕭萬長認為，北台灣人口與產業過度集中，生態環保的負擔太大，倘若規模鉅大的六輕要來設廠，勢必引發強烈的抗爭。

        當眾，地方上也不乏支持六輕建廠的民眾，蕭萬長知道他的主張可能引起若干反彈，但基於桃園長遠利益的考量，他還是堅持提出反對意見。

        該說的就要說，該堅持的就要堅持。這就是蕭萬長的原則。

        於是他建議台塑往中南部找地。台塑首先來到蕭萬長的故鄉嘉義縣，當時的嘉義縣政府認為，六輕若想來設廠，會有許多不易克服的困難，因此，台塑輾轉來到雲林，當時雲林縣政府已耗費鉅資在麥寮開發海埔新生地，對於台塑有意前來設廠，表示無比歡迎。

智慧火花照亮中南部

        麥寮原本是一片荒蕪的海埔地，終年強風不斷、黃沙漫天。蕭萬長與王永在第一次去勘查廠址預定地，便被大風沙吹得東搖西晃，就連地籍圖也無法解開來看，只好躲回車上，閉窗研商。

        雲林大樓的規畫過程中，歷經無數環保人士與學者專家的質疑批評，而蕭萬長作為決策者，心中自有一把尺，這把尺就是台灣全體住民長遠的利益。事隔十年，如今雲林麥寮工業區不但擁有完整的相關產業，也興建了工業港。原本的個案計劃擴充為幾十個相關計劃，投資金額從兩百多億元增加為五千多億元，原本三百多公頃的廠區用地，擴充成為兩千多公頃的工業園區。

        我們可以這麼說，麥寮六輕計劃案，是蕭萬長與經營之神王永慶撞擊出的歷史火花，照亮了台灣產業的天空，不儘帶動了中南部區域經濟的發展，也讓中小企業界看到新未來。

        這幾年來，蕭萬長南來北往，途經雲林縣時，總不忘繞到麥寮去看看。每一次，當他看到工業區內又多了一些新建設，回想起這裡從海埔荒地變成工業重鎮，心裡就有難言的悸動。儘管海風依舊是那麼強勁,但他己經可以穩穩站住,詀在溫暖安慰裏。

一九九一年九月，APFC在韓國漢城舉行年會，這是台灣退出聯台國二十年後，首度參加正式的國際會議，當時的經濟部長蕭萬長，受命代表國家出席這項重要會議。

        簡稱為 APEC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是亞太地區推動國際經濟合作的多國組織，籌備初期以經濟合作為單一目的，但因中共作梗，以致我國雖然於一九九一年成為會員，仍一直排除不了政治的干擾。

        一九九一年九月，APFC在韓國漢城舉行年會，這是台灣退出聯台國二十年後，也是我國與美國斷交十二年後，首度參加正式的國際會議，深受世界各國及國內民眾矚目。

與錢其琛的交手

        蕭萬長當時擔任經濟部長，受命代表國家出席會議，除了代表團成員，尚有四十多位國內記者隨行採訪，國際也有百餘媒體派員採訪，一時之間，漢城為為國際注目焦點。焦點中的焦點是－台灣如何與中共平起平坐？

        中共代表團是由外交部長錢其琛與外經貿部長李嵐清領軍，在開幕式上，各國代表都要做十分鐘的演講，而蕭萬長和錢其琛雙雙被分配在議程第一階段做演說。

        當時各國都擔心台灣會在那時候做出「政治性談話」，刻意與中共爭鋒，破壞了會議氣氛。

        包括美國國務卿、韓國外交部長等多位代表都來拜訪蕭萬長，一方面探詢演講內容，一方面勸說「不要把 APEC變成兩岸吵架的地方」。蕭萬長深知「出使四方，不辱使命」的道理，他便告訴這些朋友：「我知道自己該說些什麼。」

        入會時，APEC不允許我國使用「中華民國」國號，我方亦不樂於接受「中華台北」的名稱。在這樣的僵局中，蕭萬長的發言不卑不亢，很清楚地表達出「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經濟政策、經濟表現、我國對 APEC的期待、乃至我們將扮演的角色與可能的貢獻。蕭萬長的發言羸得與會代表一致的讚揚。

        在台灣重返國際舞台的第一刻，蕭萬長為台灣羸得了尊嚴，也爭取到實質的利益。

台灣的尊嚴　老蕭的堅持

        一九九二年，APEC在泰國曼谷舉行，蕭萬長再度奉命出席部長級會議。當時我國申請加入國際關稅貿易協定（GATT）已被積壓三年，蕭萬長決定在會議上發言，強調台灣可以在國際經貿中扮演關鍵性角色，並質疑台灣為何受到不合理的阻撓。

        一番義正辭嚴後，蕭萬長獲得與會代表一致認同，就連中共代表也無從反對。會後，蕭萬長隨即打鐵趁熱，趕赴瑞士 GATT總部，積極交涉，終獲GATT理事會通過我國成為觀察員。

       蕭萬長深諳國際情勢，懂得掌握契機，終於能從APEC打通一條通往GATT的道路。

        一九九三年，APEC在美國西雅圖舉行另一次「領袖會議」，由於中共政治的干擾，李登輝總統竟然不能出席，業已轉任行政院經建會主委的蕭萬長，奉派代表李總統出席。

        蕭萬長一開始就打定主意：他既然代表李總統出席，就必須受到應有的禮遇。他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李登輝總統，代表中華民國全體人民，代表整個國家的實力。蕭萬長堅持所有的權利和尊嚴都應與其他出席領袖完全平等。

        那一年，江澤民在會前受到西雅圖波音公司的熱烈接待，客觀情勢對我國而言是複雜的。在會議上，蕭萬長和江澤民握了手，也得到地主國總統柯林頓的熱情招呼。他在大會上提出台灣的中小企業經驗，相關發言不但被列入領袖會議宣言中，也促成相關中小企業會議的召開。

李總統欣慰的紀念品

        一九九四年，APEC在印尼雅加達召開第二次領袖會議，蕭萬長再度代表李總統出席。當時他是 APEC的常客，也是頗受歡迎的人物，由於印尼是個農業國家，蕭萬長決定在那次大會上倡議「亞太農業技術台作」；不料主辦國以「蘇哈托總統年歲已高」為由，希望只點名幾個「大國」發言，並多次派員「拜託」蕭萬長不要講話。

        這時候無論對方怎麼說，蕭萬長就是不肯退讓，在他的堅持下，也許主辦國自知理屈，蕭萬長終於如願為「亞太農業技術台作」作了詳細解說，讓全體與會者，尤其是東南亞國代表，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那次的會議紀念品之中，有兩件印尼巴地衫，是主辦單位送給各國出席領袖的禮物。這兩件衣衫是李總統的尺寸。為了配台參與活動拍頭紀念照，蕭萬長拿其中一件去修改，另一件，帶回台灣呈給李總統。他想，李總統雖然無法出席，但是在李總統的努力下，讓台灣重回國際舞台，這件印尼衫對李總統應該是值得欣慰驕傲的紀念禮物。

央行總裁許遠東堅守匯率，但蕭萬長認為金融風暴不會短期結束，繼續固守匯率將付出高昂代價。
蕭萬長拉著許遠東去面見李總統，李總統也認為蕭萬長的分析有道理，於是許遠東接受了蕭萬長的意見。

        由蕭萬長領軍的亞洲金融風暴對抗戟，是台灣歷史上值得驕傲一頁。

       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一日，泰國外匯市場出現異常交易，一場殃及全球的金融風暴就此揭開序幕，從東南亞到香港，韓國，日本，亞洲各國接連受到衝擊，就連台灣也進入了這個超級暴風圈。

        在此關鍵時刻，蕭萬長於當年九月一日接任行政院長，這場金融風暴也成為他最嚴厲的挑戰。

        當時央行總裁許遠東宣示穩定新台幣價位，要把美元對台幣的匯率維持在一：二八．五；這項政策起初相當成功，有效遏止了市場投機者趁火打劫，但隨著外在環境的惡化，政策漸感吃力。到了十月，民眾預期台幣會貶值，紛紛兌換美金，市場資金轉趨緊俏、利率攀升、股匯率保衛戰，市場預期貶值的心理卻更趨濃厚。學者專家對此抱持兩種看法：一派認為台灣的外匯存底雄厚，應有能力保護價位；另一派則認為各國幣值都在貶值，台灣若要效法香港堅守匯率，勢必付出慘重代價。在行政院內部開會時，兩派激烈辯論，沒有交集。

        蕭萬長剖析各方意見後認為，新台幣很難不貶值，而且繼續力守匯率將影響外買競爭力，難保經濟不會陷入惡性循環。另外，國際金融投機者雖未大舉入侵，卻已蠢蠢欲動，金融風暴若不能迅速平息，投機客將全面介入匯市興風作浪，導致經濟金融狀況更趨險惡。

說服許遠東改變政策

        十月八日，蕭萬長召開就任後首次財經首長會談，宣示政府穩定金融、股市的決心，並達成一項秘而不宣的決議：將在適當時機，放手匯率由市場機能運作。

        十月十六日，行政院再舉行財經會談，蕭萬長建議央行不應再進場干預匯價，央行堅持了三個月的匯率政策因此劃下句點。

        這是一項關鍵性的政策轉變。新台幣貶值幾天之後隨即回穩，利率下降，股市上漲，且因匯率隨市場動態調整，投機者根本無從介入，整體經濟完全改觀。反觀香港政府，當時耗費一百五十億美元堅守港元匯率，傾全力與國際金融炒手索羅斯激戟，造成利率飆升，股市重挫，經濟一片蕭條。

        許遠東因為堅守匯率，被一些主委狠狠修理，蕭萬長還在立法院出面為他辯護。散會之後，蕭萬長私下勸許遠東改變主意，蕭萬長認為金融風暴不會短期結束，繼續固守匯率將付出高昂代價。

        這其中，尚有一段插曲，蕭萬長從未向外界透露。

        由於央行職掌外匯政策，央行總裁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做為行政院長的蕭萬長非常尊重央行職權。當時的央行總裁許遠東和蕭萬長交誼深厚，蕭萬長擔任國貿局長時推動簡化進出口簽證手續，希望把自由進出口項目交由銀行接手代簽，很多銀行都表示遲疑，而許遠東站出來支持蕭萬長。這兩個老友坦開心胸，深入懇談，稍後蕭萬長又拉著許遠東去面見李總統，李總統也認為蕭萬長的分析有道理，於是許遠東欣然接受了蕭萬長的意見。

各國領袖紛來取經

        到了八十七年五月問，受日圓大幅貶值的影響，新台幣預期貶值心理再度出現，為防堵外國投機客炒作新台幣匯率，央行決定暫停國內法人承作無本金交割之遠匯（NDF）交易；這項措施引起爭議，央行受到很大壓力，而蕭萬長力挺接任的央行總裁彭淮南，終使新台幣匯率趨於穩定。

        由於蕭萬長與內閣成員通力合作，漂亮地反擊了金融風暴，國際金融投機客如索羅斯等人也知難而退，一度降至八百多億美元的外匯存底，逐漸回升到超過一千億美元。

        八十六年，台灣經濟成長率維持在百分之六．八，八十七年也有百分之四．八三的水準；反觀其他亞洲國家，若非負成長，就是零成長。台灣成為亞洲金融風暴中受害最輕微的國家，這樣的成就讓國際間刮目相看，包括李光耀、吳作棟、馬哈迪、羅幕斯、蘇哈托、哈比比等人，先後與蕭萬長交換意見，他們都想要向蕭萬長「取經」。

        在因應金融風暴的過程中，外界對行政院有許多不滿，包括暫停國內法人NDF交易，一下五百億元振興房市、振興股市、對經營正常之企業紓困等措施，都曾受到極大的批評和壓力。但是結果一一証明，那些決定都是正確的。

        這場由蕭萬長領軍向金融風暴對抗戰，是台灣歷史上值得驕傲的一頁。而蕭萬長最感欣慰的是：藉由這個成功的經驗，台灣有機會和東協、日、韓等國家進一步面對面溝通，台灣的財經首長也紛紛受邀出國訪問，把台灣經驗推向國際。

        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一點四十七分，台灣發生百年僅見的大地震，蕭萬長立即與幕僚通電話，並即刻出門；停電讓電梯停擺，蕭萬長爬下十八樓模黑趕赴消防總署。

         凌晨一點五十分，蕭萬長與幕僚通完電話，立刻走出家門；停電讓電梯停擺，蕭萬長從十八樓摸黑走下來，搭車邀同秘書長謝深山、新聞局長程建人、內政部長黃主文等人，一同轉赴設在消防署的中央防救中心。

         這是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台灣民眾永難忘懷的一刻「集集大地震」，為台灣帶來空前的災難！

         地震一發生，蕭萬長就判斷這次強震可能引起慘重的災情，立刻就透過新聞局長程建人，請各相關都會首長掌握最新狀況。

         蕭萬長一行坐車穿越漆黑的台北市，兩點半前就抵達消防署，聽取氣象局簡報，得知震央在南投集集附近。隨即與相關首長研商，成立「重大地震中央處理中心」，統籌指揮應變，並宣布了九項緊急措施。由於災區音訊全斷，各地災情完全無法掌握，蕭萬長決定在南投縣消防局本部成立「中央防救中心前進指揮所」，由內政部次長林中森擔任指揮官。

         蕭萬長隨即致電副總統連戰，報告最新災情，連副總統也在清晨三點一刻抵達消防署。

         開完會後，天還沒亮，蕭萬長離開消防署先趕回家，又從一樓爬上十八樓，略作梳洗，便又趕赴機場，於六點半搭乘直昇機前往南投；在空中看到滿目瘡痍的大地，他的心情既沈重又焦急。

捲起袖子深入災區

         在南投縣立體育場聽取縣長彭百顯的災情報告後，蕭萬長接著趕赴醫院探望。看到路上的屍體，醫院中的病患，他無限悲痛，一心思考者救災的種種步驟。由於通訊中斷，地方政府也無法確切掌握各地災情，來到南投災區的李總統，連副總統．蕭萬長等人決定分赴台中、彰化、嘉義與雲林等地瞭解災情。

         蕭萬長一行六人馬不停蹄的在雲林瞭解災情，直到下午兩點仍未用餐，後來看到鄉公所剩下三個冷便當，他們六人就分吃了那三個冷便當，隨後又轉赴嘉義瞭解災情。

         巡視完災區，蕭萬長又趕回台北，下午四點半在行政院召開「九二一地震善後會議」，迅速做出十五項救援重要措施。當晚，李總統召開另一次高層會議，確認了這十五項救援措施。

         隔天晚上，李總統召開第二次會議，宣佈成立「九二一地震救災督導中心」，由連副總統擔任召集人。

         為了迅速掌握災情與危機處理，經建會主委江丙坤等中央首長也立即進駐災區。行政院副院長劉兆玄於九月二十九日進駐台中，成立「行政院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中部辦公室」，擔任行政院第一線指揮的重責。整個行政院團隊都動起來了：劉兆玄坐鎮台中、經建會主委江丙坤負責南投，政務委員楊世緘負責台中市、農委會副主委林享能進駐震央所在的集集、經濟部次長張邦昌在死傷最慘重的中寮鄉、交通部次長陳世圮則在倒了一千多棟房子的魚池鄉。

         在蕭萬長充分授權與支援下，內閣部會首長副首長都捲起袖子，與民眾同甘共苦，全力解決災區問題，讓民眾對這些「中央大員」的刻板印象為之改觀。

         蕭萬長深知救災只是第一步，災後的安置與重建工作，更需要政府與民間共同攜手，由下而上進行。為結合更多學者群眾推動重建工作，蕭萬長成立了「行政院重建諮詢團」，並請中研院院長李遠哲擔任團長；當時李遠哲正在埃及參加學術會議，蕭萬長設法連絡上李遠哲，李遠哲也一口答應。

         到了十一月底，救災與安置工作已大致完成。這段過程中，行政院受到許多批評與誤解，而蕭萬長清楚，民眾受到這麼大的創痛，對政府的指責是必然的。他常告訴旁人：「政府受到的指責是一時的，災民的傷痛是永久的。」

         不過，對於刻意扭曲所有救災重建的不實指責，蕭萬長也曾堅定地反駁與澄清。例如，部份媒體根據錯誤的資料指稱「直到十一月底還有十萬災民未獲安置」，事實上，真正需要安置的只有五千六百多人。許多誤解與批評，經過行政院即時說明與事實的浮現，都証明了行政院團隊在這次救災過程中表現傑出；就連日本專家也肯定台灣政府救災的表現，比日本政府在阪神大地震中的表現更為出色，土耳其媒體更報導，土耳其需要像台灣這樣的政府。

        國家社會的發展並非一路坦途，遇到「九二一地震」這樣百年僅見的鉅災，更加考驗著國家領導人的危機處理能力。連戰、蕭萬長及整個國家團隊，經過「九二一」的嚴酷考驗，充分証明了這是個願意為人民赴湯蹈火，值得信賴的國家團隊。